病理切片和手术记录，一样都不能少
一天的手术下来，我的两条腿酸胀、像灌了铅一样往下沉，一点也不想抬起来走路，只想随便靠在哪儿像一摊烂泥样地歪一会儿。怎么这么累呢？原来，今天我整整站了一天连续做了六台手术，可恼的是明明把弹力袜都装在口袋里了却还是忘了穿。长期站手术台的外科医生都应该穿弹力袜，这个道理我已经知道很长时间了，只是国外大品牌的弹力袜要好几百块一双，而且至少要买两双换着穿，我一直抠门舍不得买。我看一个门诊病人的挂号费才5块钱，一上午拼了命也就看二十个病人，虽然医院现在把这5块钱全部提给门诊医生，不像以前还分红似的提走一半，可就算是这样，实在也是没有几个钱。每次花钱之前，只要是超过人民币100块的东西，我都要把市面上疯长的物价换算成协和医院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门诊挂号费，只要稍加换算，我立刻就会变成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捂紧自己的荷包，觉得什么东西都贵得离谱，坚决不要乱消费，誓死保卫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
我下决心花钱买弹力袜，是因为一天在食堂和基本外科的匡勇大夫吃了顿饭聊了会儿天，匡大夫的遭遇无论从感官上还是心灵上都极大地刺激了我，并且让我真正行动起来。
匡勇是我实习外科时候的带教老师，他是山东医科大学80级的本科生，毕业后分配到协和外科，除了念硕士博士暂时离开临床进入实验室和小白鼠为伴，其他时间一直泡在临床一线。据说从来没有休过假，包括人生可能为数不多或者仅有一次的婚假、四年一次的探父母双亲假以及每年的教学假。
此人异常勤勉，曾经一度带坏协和中高层医生的工作风气甚至人生观和价值观。副教授和教授职称竞聘的幻灯片中竟然公然增加了一条类似“工作以来从未休假”或者“连续N年春节战斗在临床一线，没回过老家看爹妈”的标榜。
外科医生的学习曲线本来就长，念了学位再完成手术训练，等到自己能够独立拿得起一摊手术的时候，匡勇都四十多岁了。可惜造化弄人，也怪他生不逢时，当他完成学徒一般辛苦寒酸的临床训练，终于有能力开创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时，正赶上前面一位大他十岁的科室主任风头正劲。此人技术圈里是学霸，同事圈里是恶霸，再加上协和的床位实在少得可怜，不光是病人争来夺去的稀缺资源，也是医生之间相互倾轧明争暗斗的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吃得近二十年辛苦、学得一身武艺的匡勇只能屈就，坚持默默无闻地在手术台上给主任打下手，成为外科闻名遐迩的“千年老二”。四十五岁那年，匡勇的职业生涯终于拨云见日，一是因为大主任更加如鱼得水，院里院外名利双收实在忙活不过来，只能抱了西瓜丢芝麻，天天吃大肉终于也有了让下边马仔们喝口汤的情怀，撒手让下面的人干了；二是看在匡勇人所共知多年勤勉的分儿上，而且再不给人家手术台实在是有悖“扶老携幼、拉手中年”的协和大外科精神，才终于决定分他一杯羹。
匡勇有了五张床位和一个手术台，大展宏图的时刻终于到来，虽然在一个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中，这已经是晚得不能再晚的大器晚成了，但是毕竟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匡勇亦是时刻感到时不我待，于是只争朝夕大干了三年。四十八岁那年，他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双侧大隐静脉曲张，先后手术了两次效果都不是太好，他的腿部皮肤出现严重萎缩，并且不断地有溃疡形成。这时候，身体已经向他发出严重警告，警告匡勇应该休息了，不能再让原本脆弱不堪的静脉血管承受压力。但是多少年含辛茹苦才等来的一个带组手术的位置实在让他难以割舍，终于有一次在手术台上他曲张的静脉发生破裂，他才被迫下台。从此，匡勇拖着一双“老烂脚”，只能偶尔看看门诊，打发一下除了工作之外毫无个人爱好的枯燥生活。
匡勇不能再站手术台以后，五张床位和一个手术台随即被比他年轻、同样是饥饿了多年的医生瓜分一空。这以后，除了逢年过节医院工会发豆油、发脐橙以及洗发水、沐浴露的时候按照员工大名单通知他来取东西，渐渐地，整个外科、整个医院也就淡忘了这个过早失去战斗力的医生。
一次我在食堂看到匡勇一个人孤单地吃中饭，就坐过去陪他说了一会儿话，匡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其实老话说得都对。我是太不争气了，好不容易熬出头来，却因为一双烂脚早早地废了。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身体好就是一切。你们妇产科是全院最累的科室，女大夫当男的用，男大夫当牲口用，虽然这些不是你们能决定和控制的，但是自己可要知道为自己减压。白天要是太累晚上回去就睡觉，千万别再熬夜查文献写文章了，教授那东西早一年晚一年晋升没什么了不起的，协和医生虽然整体优秀，但也是个比资格靠年头的地方，到后来学识都差不多，谁能比谁强多少，能熬过大多数人的话你就赢了，剩下的就都是你的。还有，你上手术台一定要穿弹力袜，静脉曲张预防最重要，咱们手术大夫还有老师、售货员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健康这东西，只有失去了才觉得重要，这些老话和俗词现在看来都对，都对啊！”
匡老师端着饭盒缓慢蹒跚着离开食堂，我把他送到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看他迈着不太灵便的腿脚上了晃晃悠悠连个空调都没有的106路公交车，流下了心酸的眼泪。当天傍晚，我就买了两双看似极其普通但是国内外都有足够循证医学证据证明可以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弹力袜。
说妇产科医生整天浴血奋战毫不夸张，不论是接生、做人流、做刮宫，还是进行各种开腹、腹腔镜手术，我们每天都在和可能携带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病原菌、微生物的血液亲密接触，一副保护眼睛的护目镜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外都有专门的防护措施，而国内，即使是协和，也只为给明确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病人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准备这些劳动保护用具。前有白求恩大夫手术台上割破皮肤继发感染牺牲的前车之鉴，后有外科医生因为手术台上血液迸溅感染乙肝、艾滋病的报道，于是，我又为视力5.1的双眼配了一副平光眼镜。手术后，我经常会在眼镜片上发现零星的细微血点，心中不禁一阵后怕，若是没有眼镜，医生此刻可是正视淋漓的鲜血，一旦发生严重的医源性感染，就只能独自直面惨淡的后半生了。
女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再无谓地为难自己，而且懂得爱惜自己了。因为她开始了解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势利，一旦你没有战斗力，定会遭到职场百分百的抛弃。这时候你才发现，永远接受你、为你遮风挡雨的是你的家人。所以，对自己好一点，留一些时间给家人，终有一日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对的。
晚查房后，又陪几位教授一同查看了明天准备手术的病人，终于下班了。
我用青霉素小瓶装了一点汽油，用密封胶带封好口，装在一个密封胶袋里。为了避开地铁的安全检查，我故意没有拎包回家，把钱包、公交卡、那只青霉素小瓶，还有一包棉棍揣在风衣口袋里，进了东单地铁站。
在协和上班，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准确无误地避开北京的上下班高峰时间。每天早晨六点半我就准时上地铁，大部分上班族还在被窝里呢。晚上我经常是九十点钟才回家，保证有座。我可以脑袋向后一靠打着小呼噜有恃无恐地睡到一号线地铁的终点站，而且永远不用担心坐过站，因为车一进四惠东站，立刻会有戴红胳膊箍的执勤大妈跳进车厢，一边手脚麻利地把所有散落在座位和地上的饮料瓶子扔到一个大编织袋里，一边高声尖叫“下车了、下车了，别睡了，车要回站了，赶紧醒醒”。
今天破例，可能是做贼心虚，为了青霉素小瓶里5毫升易燃易爆危险物，我一直保持警惕，到站后终于松了一口气，赶紧溜出地铁往站外走。我没直接回家，先去发小家把孩子接回来，顺便给舅舅送去申请病理会诊的证明书，再给舅妈看看伤口。本来我想下了地铁买点水果带过去，结果水果摊都收了，后来想想干脆省了这些繁文缛节直接去吧，我是大夫，不能忘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功用，我的登门拜访就权当见面礼了。
女儿和他们家的两个儿子玩得正欢，头发都散开了，看到我进屋，披头散发一脸笑嘻嘻地说：“妈妈，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我心想，都快晚上十一点了，还早呢，这个没心没肺的丫头。其实，她不是不懂妈妈的辛苦，只是还没有和两个小哥哥疯够呢。独生子真的很孤单，我们小时候触手可及的、完全不需要成为问题的玩伴竟然成了他们心中的奢侈品，真是时代的悲哀。
我揭掉还粘在舅妈肚皮上的纱布，伤口早就长好了，但是肚皮上，伤口两侧都是那些一道道反复贴上去的旧的去了新的再来的胶布印子，黏糊糊黑漆漆，还粘了很多内衣掉下来的细微柔软的红绿黑各种颜色的毛毛线头。医生不细致不到位的医疗和病人自身医学常识的欠缺，导致术后伤口就像一只以疤痕为身体、以一道道胶布印子为爬脚的大蜈蚣，肆无忌惮地趴在舅妈的肚皮上张牙舞爪。
我用小棉棍蘸了汽油，一点点擦掉那些胶布印子，就像清理卫生间洁白底色瓷砖上的灰黑污渍一样过瘾。
在协和，病人出院的时候，住院医生拆线后要负责把胶布印子用汽油一点一点地擦掉，再盖上新纱布。病人临走的时候，要根据她的病情，嘱咐好病人以下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自己揭掉纱布，什么时候可以冲洗淋浴，洗澡时如何处理伤口，多少天后可以洗盆浴，多少天后可以有性生活，如何采用安全有效的避孕方式，手术后多长时间可以考虑怀孕，给她术后复查的预约号，告诉她术后复查的预约时间，出现哪些意外情况需要随时回来复诊等等。
我当住院医生第一年，每个礼拜四下午都跟着普通妇科组的刘教授出门诊。那天是一个她亲自手术的病人回来复查，检查后一切恢复得很好，病人下床之前，刘教授示意她等一等。我上前一看，心中暗叫“糟糕，病人伤口上的胶布印子还在，一定是哪个住院大夫粗心，出院前忘了给擦掉了”。刘教授自己取了棉棒，蘸了汽油，一点点地把那些难看的印子擦了去，然后亲手拉她起来说：“真对不起，可能是您出院之前我们的住院大夫太忙了，没帮您把胶布印子擦掉。”病人受宠若惊一副教授您可羞煞我也的样子说道：“没事，没事，不碍事的，哪能让大夫干这个呀，肚子里头恢复好了比什么都强。”
那一幕对我触动很大，住院大夫拆完线，都要用棉棒蘸了汽油擦掉病人肚皮上的胶布印子，当时我觉得这工作又没技术含量，又瞎耽误工夫，一点没有教授在手术台上呼风唤雨的成就感，而且，还觉得挺没面子的。有一次我妈从老家打电话问我工作都一个月了，学什么大本事了。我没好气地说：“啥也没学到，病房里就是整天写不完的病历，手术室里就是拿消毒液给病人消毒肚皮，病房里就是换药、拆线，完了还得给病人擦胶布印子，练的都是搓澡工的手艺。”
刘教授亲自给病人擦胶布印子，还向病人道歉，让当时站在一边傻乎乎的我手足无措，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因为我们这些住院大夫的懒惰或者疏忽，让她那颗渴求完美的心一定很不舒服，我们给她如此完美的手术抹黑，她却没有一点恼怒和嫉恨，也没像个别教授那样，一旦抓住别人小辫子就绝不放手。刘教授不仅保持了长者良好的风度，还身体力行地弥补过失，亲自向病人道歉，不是一般的胸怀。那时候，我仍然背不出协和精神，但是我受到的都是言传身教，在这种教授手底下干活，整日马马虎虎、不求甚解的话，自己都过不了自己这关。
舅妈一直在抱歉地嘟囔：“真不好意思啊，小羽，让你这大医院的大夫给擦肚皮，我就是一直不敢洗澡，问了周围的人，也说能不洗就不洗吧，别洗坏了，大夫每次查房都很忙，匆匆而过，出院了也没有人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洗澡。我试着用热毛巾擦过肚皮，只是这些胶布印子实在擦不掉，自己又不敢用手去抠，就怕刀口感染。”
我说：“没事儿的，我们大夫就是干这个的，以后不用再盖纱布了，今晚就可以好好洗个淋浴了，彻底舒服舒服。”
我把申请病理会诊的证明书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来，交给舅舅。又嘱咐舅舅一定要把全部切片都借来，可能的话，把蜡块也借来。
舅舅略显迟疑地说：“要是人家不借怎么办？”
我说：“只要有我们医院的证明，有公章，他们都会借的，这是行业内的规矩。”
舅舅又问：“那个蜡，蜡什么？对，是蜡块，必须要拿来吗？”
我说：“对，最好借来，有的单位不外借蜡块，您不是咱老家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嘛，动动关系，想想办法，保证好借好还就是了，又不是偷。或者给管事的送些小礼物，或者别的什么的，这个就不用我教您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千万别说借病理是为了确诊后打官司告状什么的话啊。”
看到舅舅一副挠头的样子，我猜他一定是又和人家当地医院怄气吵架了，我实在太累，懒得说话，也懒得去核实。任何时候和大夫闹不愉快都没必要，更何况这一路问下来，我们老家医院对舅妈这个病的整体决策还是相当不错的，第一次切除肌瘤保留子宫和生育能力，第二次顺利做剖宫产帮他们得了一个大胖孩子，第三次根据冰冻病理结果做了根治性手术，手术中能做快速冰冻，基本上已经达到大型三甲医院水平了。要是不吵架，情商够高，心眼够多的话，来来回回和医院打这么多次交道了，早都该交上一堆的医生朋友了，至于来北京会诊连病理切片都没有人提醒他带来吗？
前段时间，多年前在协和进修过的老窦请我和病房的几位教授吃饭，席间得知人家老窦回去就当上妇产科大主任了，这次来北京可不是当年挤火车坐硬座了，是当地人大副主席开着宝马一路高速拉来的。一周前，副主席的老婆在他那儿做手术，情况和舅妈差不多，他们也是来协和会诊病理切片的，想向我们主任讨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手术中的情况老窦是一清二楚，在会诊医生面前他就是一个活的手术录像回放，手术中的情况也是无比形象清晰一清二楚地描述给了我们教授，人家此行不光带来了病理切片、蜡块、切好的白片子，甚至把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肿瘤标本都带来了，绝对专业，不佩服都不行。
不知道这位脾气火暴的舅舅和老家的大夫是不是又发生了口角，是不是摔门而去还留了什么狠话。要是术后病理发现恶性疾病当地医生没有好办法或者拿不定主意，是当地医生主动建议病人和家属来协和会诊的，怎么会不提醒他带上病理切片和手术记录呢？
舅舅还在愁眉不展，说：“能不能让你们教授看看你舅妈，我们就想知道是不是还要化疗？”
我说：“舅舅，您以为大夫看病是江湖术士相面吗？病人是要看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看病理会诊报告。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我们郎主任告诉我，早些年有外地病人来协和会诊，外院病理报告出的是‘卵巢交界性黏液性囊腺肿瘤’，我们教授就在病历手册上大笔一挥写下‘不用化疗，定期随诊’的意见，但是一年后病人肿瘤复发，死了。家属要和我们医院打官司，这时候我们才想起来要把外院的病理切片借过来会诊，结果真相大白，病人得的病根本就不是交界性肿瘤，是纯恶性肿瘤，相当于卵巢癌。打那以后，我们医院规定，事关要不要再次手术、是不是要化疗或者放疗这种重大决定，都要以我们协和病理科会诊切片后发出的病理诊断为依据，这一方面保护医生和医院，同时也是为病人的病情着想，更是对病人负责任。试想要是病理报告出错了，那么整个指导方向就都错了，岂不成了南辕北辙？总之，您要协和给您出下一步的治疗意见，必须先让病理科会诊病理切片。”
带足够多的资料来北京会诊，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我在门诊工作时，每天都要碰到大量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的病人和家属。很多外地病人千里迢迢来北京，就为会诊，结果啥也没带，都以为和医生鹦鹉学舌般地描述一个大概，协和神医就能给他们出谋划策。还有的只带来一张或者两张病理切片，如果切片制作或者染色质量不好的话，再牛的病理科医生也没办法给出诊断。而且大多数来协和会诊的病理，都是在当地有争议的，谁也说不好是什么的病，或者后面都跟着官司，跟着老百姓的公道，跟着同行的命运。所以，协和病理科医生深深知道，这判官的笔不是轻易就敢下的。
来北京看病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复印病历，最重要的是手术记录，必须带来。这对于我们了解手术中的具体情况非常重要，而且，在没有手术录像的情况下，在没有主管大夫跟着来描述术中所见的情况下，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病人往往说不清楚到底做了什么手术。病人说切了卵巢囊肿，其实，可能大夫是连着卵巢一锅都端掉了；病人说做了淋巴结清扫，其实，医生可能只是针对个别肿大的淋巴结进行了单纯活检，而非系统性的切除；要是医生再问，都切除了哪里的淋巴结，病人更是答不上来，他们哪里分得清哪儿是髂内淋巴结，哪儿是髂外淋巴结，哪里又是腹主动脉旁和肠系膜下淋巴结。
手术记录是医生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当然，前提是，那是一份真实可靠、有条理、详尽，体现出主刀大夫完整和清晰的手术思路的记录。手术记录对医生和病人都很重要。有的医生大笔一挥，切除全部淋巴结组织，根本不标明具体部位，这种记录，我们看了也和没看一样，仍然一头雾水。还有的医生一天做5～6台手术，当时不写手术记录，想起来写的时候，完全分不清哪个病人的囊肿长在左右哪边儿了，写错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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